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
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
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
盖愈穷则愈工。
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
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
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
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
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
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
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
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
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
”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
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
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
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
可不惜哉！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
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次为十卷。
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
呜呼！
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
庐陵欧阳修序。
臣等猥以空疏，备员讲读。
圣明天纵，学问日新。
臣等才有限而道无穷，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为。
窃谓人臣之纳忠，譬如医者之用药，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
若已经效于世间，不必皆从于己出。
伏见唐宰相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
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
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
但其不幸，仕不遇时。
德宗以苛刻为能，而贽谏之以忠厚；
德宗以猜疑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
德宗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
德宗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
至于用人听言之法，治边驭将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数。
可谓进苦口之乐石，针害身之膏肓。
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
臣等每退自西阁，即私相告言，以陛下圣明，必喜贽议论。
但使圣贤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时。
昔冯唐论颇、牧之贤，则汉文为之太息；
魏相条、董之对，则孝宣以致中兴。
若陛下能自得师，莫若近取诸贽。
夫六经三史，诸子百家，非无可观，皆足为治。
但圣言幽远，末学支离，譬如山海之崇深，难以一二而推择。
如贽之论，开卷了然。
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
臣等欲取其奏议，稍加校正，缮写进呈。
愿陛下置之坐隅，如见贽面，反覆熟读，如与贽言。
必能发圣性之高明，成治功于岁月。
臣等不胜区区之意，取进止。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攘夷狄，终其身齐国富强，诸侯不敢叛。
管仲死，竖刁、易牙、开方用，威公薨于乱，五公子争立，其祸蔓延，讫简公，齐无宁岁。
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
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
故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
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
何则？
竖刁、易牙、开方三子，彼固乱人国者，顾其用之者，威公也。
夫有舜而后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
彼威公何人也？
顾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
仲之疾也，公问之相。
当是时也，吾意以仲且举天下之贤者以对。
而其言乃不过曰：竖刁、易牙、开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
呜呼！
仲以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
仲与威公处几年矣，亦知威公之为人矣乎？
威公声不绝于耳，色不绝于目，而非三子者则无以遂其欲。
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
一日无仲，则三子者可以弹冠而相庆矣。
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威公之手足耶？
夫齐国不患有三子，而患无仲。
有仲，则三子者，三匹夫耳。
不然，天下岂少三子之徒哉？
虽威公幸而听仲，诛此三人，而其余者，仲能悉数而去之耶？
呜呼！
仲可谓不知本者矣。
因威公之问，举天下之贤者以自代，则仲虽死，而齐国未为无仲也。
夫何患三子者？
不言可也。
五伯莫盛于威、文，文公之才，不过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
灵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宽厚。
文公死，诸侯不敢叛晋，晋习文公之余威，犹得为诸侯之盟主百余年。
何者？
其君虽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
威公之薨也，一乱涂地，无惑也，彼独恃一管仲，而仲则死矣。
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
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
仲之书，有记其将死论鲍叔、宾胥无之为人，且各疏其短。
是其心以为数子者皆不足以托国。
而又逆知其将死，则其书诞谩不足信也。
吾观史鰌，以不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故有身后之谏。
萧何且死，举曹参以自代。
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
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
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
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
反复观诵，感与惭并。
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
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
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
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
此其所以与史异也。
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
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
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
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
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
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
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
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
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
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
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
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
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
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
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
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
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
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
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
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
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
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
况巩也哉？
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
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
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
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
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
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
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
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
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
愧甚，不宣。
巩再拜。
呜呼！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
燕王，吾所立；
契丹与吾约为兄弟；
而皆背晋以归梁。
此三者，吾遗恨也。
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
”庄宗受而藏之于庙。
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
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
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
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
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
《书》曰：“满招损，谦得益。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
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作《伶官传》。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
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
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
故其吁俞之声，欢忻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
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
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
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
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
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
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
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呜呼，尽之矣。
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
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
过乎仁，不失为君子；
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
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
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
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
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
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
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
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
君子如怒，乱庶遄沮。
”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
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
《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
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予尝有幽忧之疾，退而闲居，不能治也。
既而学琴于友人孙道滋，受宫声数引，久而乐之，不知其疾之在体也。
夫疾，生乎忧者也。
药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不若声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
心而平，不和者和，则疾之忘也宜哉。
夫琴之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为宫，细者为羽，操弦骤作，忽然变之，急者凄然以促，缓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风雨夜至也。
如怨夫寡妇之叹息，雌雄雍雍之相鸣也。
其忧深思远，则舜与文王、孔子之遗音也；
悲愁感愤，则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叹也。
喜怒哀乐，动人必深。
而纯古淡泊，与夫尧舜三代之言语、孔子之文章、《易》之忧患、《诗》之怨刺无以异。
其能听之以耳，应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郁，写其幽思，则感人之际，亦有至者焉。
予友杨君，好学有文，累以进士举，不得志。
及从荫调，为尉于剑浦，区区在东南数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
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医药。
风俗饮食异宜。
以多疾之体，有不平之心，居异宜之俗，其能郁郁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养其疾，于琴亦将有得焉。
故予作《琴说》以赠其行，且邀道滋酌酒，进琴以为别。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岁功成者，何谓也？
四时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气矣。
圣人不言而百姓亲、万邦宁者，何谓也？
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矣。
是知君逸于上，臣劳于下，法乎天也。
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数也，是不独有其德，亦皆务于勤耳，况夙兴夜寐，以事一人。
卿大夫犹然，况宰相乎！
朝廷自国初因旧制，设宰臣待漏院于丹凤门之右，示勤政也。
至若北阙向曙，东方未明，相君启行，煌煌火城；
相君至止，哕哕銮声。
金门未辟，玉漏犹滴，彻盖下车，于焉以息。
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
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
四夷未附，思所来之。
兵革未息，何以弭之；
田畴多芜，何以辟之。
贤人在野，我将进之；
佞臣立朝，我将斥之。
六气不和，灾眚荐至，愿避位以禳之；
五刑未措，欺诈日生，请修德以厘之。
忧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门既启，四聪甚迩。
相君言焉，时君纳焉。
皇风于是乎清夷，苍生以之而富庶。
若然，总百官、食万钱，非幸也，宜也。
其或私仇未复，思所逐之；
旧恩未报，思所荣之。
子女玉帛，何以致之；
车马器玩，何以取之。
奸人附势，我将陟之；
直士抗言，我将黜之。
三时告灾，上有忧也，构巧词以悦之；
群吏弄法，君闻怨言，进谄容以媚之。
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门既开，重瞳屡回。
相君言焉，时君惑焉。
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
若然，则下死狱、投远方，非不幸也，亦宜也。
是知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可不慎欤？
复有无毁无誉，旅进旅退，窃位而苟禄，备员而全身者，亦无所取焉。
棘寺小吏王某为文，请志院壁，用规于执政者。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
惜乎！
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
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
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
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
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
然则是天下无尧、舜，终不可有所为耶？
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
将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
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
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犹曰：“王其庶几召我。
”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
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
”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
而吾何为不豫？
”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
夫如此而不用，然后知天下果不足与有为，而可以无憾矣。
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
贾生，洛阳之少年。
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
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
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
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纡郁愤闷，趯然有远举之志。
其后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
是亦不善处穷者也。
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
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
呜呼！
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
是故非聪明睿智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
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尽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
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
愚深悲生之志，故备论之。
亦使人君得如贾生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
而为贾生者，亦谨其所发哉！
赵郡苏轼，余之同年友也。
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余，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
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余。
读其文，诚闳壮隽伟，善反复驰骋，穷尽事理；
而其材力之放纵，若不可极者也。
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
顷之，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
将行，请予言以为赠。
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于心矣，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
」黎生曰：「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
今求子之言，盖将解惑于里人。
」余闻之，自顾而笑。
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
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
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
此余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
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
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
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
然则若余之于生，将何言哉？
谓余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
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
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
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