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郡苏轼，余之同年友也。
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余，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
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余。
读其文，诚闳壮隽伟，善反复驰骋，穷尽事理；
而其材力之放纵，若不可极者也。
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
顷之，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
将行，请予言以为赠。
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于心矣，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
」黎生曰：「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
今求子之言，盖将解惑于里人。
」余闻之，自顾而笑。
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
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
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
此余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
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
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
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
然则若余之于生，将何言哉？
谓余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
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
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
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
反复观诵，感与惭并。
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
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
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
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
此其所以与史异也。
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
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
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
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
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
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
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
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
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
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
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
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
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
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
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
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
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
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
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
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
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
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
况巩也哉？
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
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
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
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
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
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
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
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
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
愧甚，不宣。
巩再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