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一
凡是有德行的人遵从的道理有三种：第一是纠正人违法作乱。第二是把大道传授于圣人。第三是教化万民。在殷朝时有一位仁人叫箕子，他实实在在地具备了这三道，以大德行立于世上。所以孔子在叙述六经的要旨大意时，尤其殷勤。
在殷纣王之时，大道逆乱，上天的震怒不能引起人们警戒，圣人的言论无所用处。臣下拼死进谏，把己身的生死置之度外，诚然是仁者的作为了，但无益于殷朝的社稷祭祀，所以不这样做；委曲求全，以保存殷朝的祭祀，诚然是仁者的所为了，但是亡国的预兆很明显，所以不忍心去这样做。这两条路，都有人行了。这样的作为，是保其贤明，与世俗人一同俯仰曲伸，隐藏自己的谋略，在奴隶中间受凌辱。虽然卑微不得意，但也不肯乱来；虽然颓废失落，但忠心不熄灭。所以《易》上说：“箕子不敢显露自己的明智。”这就是蒙受苦难而能坚持正道。等到天命已经改变，百姓已经走上正轨，就拿出大法《洪范》以传授圣人，周公旦得依此法序次伦常，后来设立大典章制度。所以《书》说：“箕子归来作《洪范》。”这就是把大道传授圣人。到了周朝封箕子于朝鲜地方，他顺应大道，教育感化俗人，德行无论大小，人群不论亲疏远近，光大殷朝的祭祀，使得夷狄蛮荒变为中华，这是教化万民呢。这些大道聚集于箕子一身；天地之变化，箕子独得其正气，这真是有大道德的人了！
唉！当周朝还没有建立，殷商还没有灭亡的时候，殷商大臣比干已死，微子也已离去。假如殷纣还没有恶贯满盈，竟然自毙，纣王之子武庚忧虑乱世，图谋保存殷朝，此时国中没有贤明之人，谁能辅佐治理呢？这是人事中或者有的吧。但箕子先生隐忍受辱为奴，也许是有志于此么？
唐朝某年，建箕子庙于汲郡，岁岁祭祀，钦佩先生独自列入《易》卦象之中，所以我作了这篇颂词：
“蒙难以正，授圣以谟。宗祀用繁，夷民其苏。宪宪大人，显晦不渝。圣人之仁，道合隆污。明哲在躬，不陋为奴。冲让居礼，不盈称孤。高而无危，卑不可逾。非死非去，有怀故都。时诎而伸，卒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阙颂辞，继在后儒。”
译文二
一般说来，伟大人物立身处世的原则有三个方面：一是受危难仍能保持正直的品德；二是将治理天下的法典传授给圣明的君主；三是使人民受到教化。殷朝有位贤人叫箕子，确实具备这三方面的德行而在世上立身行事，因此孔子在概述“六经”的要旨的时候，对他特别重视。
在殷纣王那时候，大道背弃，政治混乱，天威显示不能加以制止，圣人的教诲毫不起作用。牺牲生命以便维护天命国运，确实是一种“仁”德，只是不利于家族的延续，因此箕子不去这样做；委身降顺以便保存自己宗庙的奉祀，确实也是一种“仁”德，只是参与灭亡自己的国家，故而他也不忍心去做。上述这两种办法，已经有这样做的人了。因此他便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随顺适应这混乱的世道；隐藏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在囚犯奴隶中受屈辱；貌似糊涂却不去做邪恶之事，形同柔弱而却自强不息。故而在《易》中说；“箕子能做到韬晦。”这就是蒙受危难而能保持正直的品德啊。等到天命更改了，人民得到了公正和安定，于是便献出治国的大法，因此成为圣君的老师，使周朝的人们能根据这些法则来调整伦理道德。创立典章制度。故而在《书经》中说：“因召回了箕子而写成了《洪范》。”这便是将治理天下的法则传授给圣明的君主啊。等到被封在朝鲜，推行道义来训化民俗，使德行不再鄙陋，人民不再疏远，以便发展推延殷朝宗绪，使外夷变为华夏，这便是使人民受到教化啊！所有这些崇高的品德，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天地变化发展，自己能获得其中的正“道”，难道不是伟大的人吗？
啊！当那周朝的时运尚未到来，殷朝宗庙的香火还没灭绝，比干已经死掉，微子也已离去，假如纣正做恶还不算多而自己死去，武庚能为暴乱而忧虑并力图保存社稷，国中要是没有箕于这样的人，谁和武庚一起使国家复兴并加以治理呢？这也是人事发展的一种可能性啊。这样来看箕子能忍辱含屈到这种地步，莫非正是在这方面有所考虑吗？
唐朝的某一年，在汲郡修建了箕子的庙宇，逢年遇节便祭祀他。我敬慕先生被特别地列为《易经》中的卦“象”，便写了这篇颂：
蒙难以正。授圣以谟。宗祀用繁。夷民其苏。宪宪大人。显晦不渝。圣人之仁。道合隆污。明哲在躬。不陋为奴。冲让居礼。不盈称孤。高而无危。卑不可逾。非死非去。有怀故都。时诎而伸。卒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阙颂辞。继在后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