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日寄杜二拾遗

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rén rì tí shī jì căo táng，yáo lián gù rén sī gù xiāng。

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liŭ tiáo nòng sè bù ruòn jiàn，méi huā măn zhī kōng duàn cháng。

身在远藩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shēn zài yuăn [fān,fán] wú suŏ yù，xīn huái băi yōu fù qiān lǜ。

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jīn nián rén rì kōng xiāng yì，míng nián rén rì zhī hé chù。

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yī wò dōng shān sān shí chūn，qĭ zhī shū jiàn lăo fēng chén。

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lóng zhōng huán tiăn èr qiān dàn，kuì ĕr dōng xī nán bĕi rén。

人日这天，我给杜甫写一首诗寄到成都草堂，我在这儿怀念你，怀念我们共同的故乡。

春天到来，柳叶萌芽，梅花盛开，本该令人愉悦，但飘泊异地的游子却被撩动了乡愁。

当时国家多难，干戈未息，以高适的文才武略，本应参与朝廷大政，建树功业，可是偏偏远离京国，身在南蕃。

正承百忧千虑而来，身当乱世，作客他乡，今年此时，已是相思不见，明年又在何处，难以预料。

生活虽困顿，却也闲散自适，不可能知道此时竟辜负了随身的书剑，老于宦途风尘之中。

这是说自己老迈疲癃之身，辱居刺史之位，国家多事而无所作为，内心有愧于到处飘泊流离的友人。

杜二拾遗：即大诗人杜甫。

人日：汉族传统节日，时在农历正月初七。农历正月初七。薛道衡《人日思归》“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

南蕃：蜀

书剑：喻文武。《史记》“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

二千石：汉太守官俸二千石

东西南北人：丘曾称“今丘也，东南西北之人也”，指四方奔走。

此诗是高适在蜀州刺史任上寄怀杜甫之作。人日，是农历正月初七日。杜二，即杜甫。杜甫居成都时，高适与之过从甚密，此诗慰故人思乡之情，发世事难料之叹，抒无所作为之憾。

　　全诗每四句一段，共分三段。每段换韵，开头是平声阳韵，中间是仄声御韵，末段是平声真韵。“人日题诗寄草堂”，起句便单刀直入点题。人日：农历正月初七。古人相信天人感应，以岁后第七日为人日。汉魏以后，人日逐渐从单一的占卜活动，发展成为包括庆祝、祭祀等活动内容的节日。到了唐代，民间仍相当重视人日节。不仅仅专用作祈祥祝安，又衍添了一层思亲念友的气氛。此节亦称“人胜节”、“人庆节”、“人口日”、“人七日”等。“遥怜故人思故乡”，“遥怜”的“怜”，正是表示二人感情的字眼，通篇都围绕这“怜”字生发展开。“思故乡”，既是从自己说，也是从杜甫说，满目疮痍的中原，同是他们的故乡。紧接着“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便是这思乡情绪的具体形容。春天到时，柳叶萌芽，梅花盛开，应该是令人愉悦的，但在飘泊异地的游子心中，总是容易撩动乡愁，而使人“不忍见”，一见就“断肠”，感情不能自已了。

　　中间四句是诗意的拓展和深化，有不平，有忧郁，又有如大海行舟、随波飘转、不能自主的渺茫与怅惘，感情是复杂的。换用仄声韵，正与内容十分协调。

　　“身在南蕃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预”是参与朝政之意。尽管如此，诗人的爱国热忱却未衰减，面对动荡不已的时局，自然是“心怀百忧复千虑”了。当时，不仅安史叛军在中原还很猖獗，即就蜀中局势而言，也并不平静，此诗写后的两三个月，便发生了梓州刺史段子璋的叛乱。这“百忧千虑”，也正是时局艰难的反映。杜甫《追酬高蜀州人日见寄》：“叹我凄凄求友篇，感君郁郁匡时略”，是很深刻地领会到高适这种复杂情思的。

　　“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此忧之深，虑之远，更说明国步艰难，有志莫申。深沉的感喟中，隐藏了内心无限的哀痛。

　　瞻望未来，深感渺茫，回顾往昔，事难前定。这就自然地逗出了末段。“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诗人早年曾隐身“渔樵”《封丘作》，“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这“愧”的内涵是丰富的，它蕴含着自己匡时无计的孤愤，和对友人处境深挚的关切。这种“愧”，更见得两人交谊之厚，相知之深。

　　这首诗，没有华丽夺目的词藻，也没有刻意雕琢的警句，有的只是浑朴自然的语言，发自肺腑的真情流贯全篇。那抑扬变换的音调，很好地传达了起伏跌宕的感情。像这种“直举胸情，匪傍书史”的佳作，可算是汉魏风骨的嗣响。

高适晚年诗作中最动人的一篇。杜甫看到这首诗时，竟至“泪洒行间，读终篇末”《追酬高蜀州人日见寄并序》。怀友思乡的诗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它饱含着特定的历史内容，把个人遭际与国家命运紧密连结起来了。高适和杜甫早在开元末年就成了意气相投的朋友，又同样落魄不偶。安史乱起，高适在玄宗、肃宗面前参预重要谋略，被赏识，境遇比杜甫好得多，曾任淮南节度使，平定永王璘的叛乱。由于“负气敢言”，遭到内臣李辅国等的谗毁，被解除兵权，留守东京。

　　乾元二年（759），出为彭州刺史。同年年底，杜甫流离转徙，到达成都，高适立即从彭州寄诗问讯。上元元年（760），高适改任蜀州（治所在今四川崇庆）刺史，杜甫从成都赶去看望。这时，高适年将六十，杜甫也将五十，他乡遇故知，短暂的聚会，更加深了别后的相思。到了上元二年人日这天，高适了这诗，寄到成都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