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我所欲也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

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鱼是我所喜爱的，熊掌也是我所喜爱的，如果这两种东西不能同时都得到的话，那么我就只好放弃鱼而选取熊掌了。生命是我所喜爱的，道义也是我所喜爱的，如果这两样东西不能同时都具有的话，那么我就只好牺牲生命而选取道义了。生命是我所喜爱的，但我所喜爱的还有胜过生命的东西，所以我不做苟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所厌恶的，但我所厌恶的还有超过死亡的事，所以有的灾祸我不躲避。如果人们所喜爱的东西没有超过生命的，那么凡是能够用来求得生存的手段，哪一样不可以采用呢?如果人们所厌恶的事情没有超过死亡的，那么凡是能够用来逃避灾祸的坏事，哪一桩不可以干呢?采用某种手段就能够活命，可是有的人却不肯采用；采用某种办法就能够躲避灾祸，可是有的人也不肯采用。由此可见，他们所喜爱的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义”）；他们所厌恶的，有比死亡更严重的事（那就是“不义”）。不仅贤人有这种本性，人人都有，只不过有贤能的人不丧失罢了。

一碗饭，一碗汤，得到它就能活下去，不得到它就会饿死。可是轻蔑地呼喝着给人吃，饥饿的行人也不愿接受；用脚踢给别人吃，乞丐也因轻视而不肯接受。

高官厚禄却不辨是否合乎礼义就接受了它。这样，高官厚禄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是为了住宅的华丽，妻妾的侍奉和认识的穷人感激我吗?以前（有人）宁肯死也不愿接受，现在（有人）却为了住宅的华丽却接受了它；以前（有人）宁肯死也不愿接受，现在（有人）却为了妻妾的侍奉却接受了它；以前（有人）宁肯死也不愿接受，现在（有人）为了认识的穷人感激自己却接受了它。这种做法不是可以让它停止了吗?这就叫做丧失了人所固有的本性。

1、 选自《孟子·告子上》。

2、 苟得：苟且取得，这里是“苟且偷生”的意思。

3、 患：祸患，灾难。

4、 辟：通“避”，躲避。

5、 如使：假如，假使。

6、 何不用也：什么手段不可用呢？

7、 勿丧：不丢掉。

本文节选自《孟子·告子上》。《告子上》的主要内容是阐明“性善说”，即人性里天生就有向善的种子，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种善的天性，就是人的“本心”。“本心”不可小视，因为它们分别是仁义礼智这几种道德的萌芽形态：“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意近“恭敬”）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义之端也。”人应该推求本心，顺着“本心”的方向发展，并将它发扬光大，从而成为道德上完善的人。

放到《告子上》全文里看，本文讲的是每个人都有“本心”，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都应该保有自己的“本心”。只要“本心”在，即使在生死关头，人也能经受住考验；而如果丧失了“本心”，人就会做出亏心事来。其实，仅对本文的结构进行一番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它的主旨是讲每个人都有“本心”和保有“本心”的重要性。

简要分析如下：在第1段里，作者用比喻的方式引出“舍生取义”的观点，并分别从正面和反面加以阐明。行文至“所恶有甚于死者”，作者对这个观点的论述就结束了。紧接着“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提出了新的命题：人人都有“是心”（即本心），只是“贤者”能够保有它。第2段就是对这个命题的论说和阐明。作者用一般的人和乞丐都不肯接受“嗟来之食”的故事证明人人都有“本心”，用“不辩礼义”接受“万钟”的故事概括失去“本心”的人的惯有行为，并对此进行批评和嘲讽。

需要注意的是，作者举的失去“本心”的事例，并不牵涉生死，而只是富贵与“义”之间的矛盾与对立，所以，它和“舍生取义”的说法没有什么关系。从课文整体上看，人应该保有“本心”是本文论述的中心。“舍生取义”的观点和不受嗟来之食的故事讲的都是“本心”赋予人的极大力量，属正面论证；“不辩礼义”接受“万钟”的故事讲的是失去“本心”的人的可悲可耻，属反面论证。

朱熹说：“此章言羞恶之心，人所固有，或能决死生于危迫之际，而不免计丰约于宴安之时，是以君子不可顷刻不省察于斯焉。”（《四书章句集注》）这段概括主旨的话，还是比较恰切的。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而又有发展。他生活在诸侯互相攻伐“无义战”的时代，目睹了人民遭受涂炭的社会现实，也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民本思想，明确提出“民为贵”、“君为轻”。政治上主张实行“王道”、“仁政”。反对“霸道”、“暴政”。呼吁统治者重视人民、安定人民、少收赋税，减轻刑罚，使百姓“不饥不寒”。这些观点反映了人民的愿望，有一定进步意义，但却脱离当时的社会实际，根本行不通。孟子还主张社会分工，这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但却得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结论，为阶级剥削和压迫制造了理论依据。孟子的哲学思想属于主观唯心主义，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性善论”，认为人生来就有善良的本性，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小无有不下。”还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知也。仁义礼智，非曲外铄(给与)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的人性说中有合理的成分，他特别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以及自我修养的作用，认为“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要求人们反躬自求，“养浩然之气”，做到“舍生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